郭 筠 吴佳燕：7-15世纪阿拉伯古地图的发展及其中的中国记载

掷箸生

摘 要：古地图不仅是古代地理状况的反映，也是政治权力和地理观念的表达。7—15世纪阿拉伯地理典籍和古地图提供了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对中国的历史书写和知识关注从未中断。商业需求、政治支持和科技进步是该时期阿拉伯古地图对中国记载的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呈现在阿拉伯帝国地图中的中国，也从模糊笼统的神话浪漫形象，逐步转变为相对准确的现实形象。阿拉伯古地图不仅描绘了7—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中阿海上航路，而且为中阿海上贸易和文明互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

关键词：7—15 世纪；阿拉伯古地图；中国

历史地图是辽阔疆域的“历史群像”。随着7—15世纪以来中阿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并把这些内容都记载在各自的地理文献中，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信息。由于书面资料在传递过程中的局限性，制图学应运而生，成为了解更多更详尽地理知识的来源。地图作为“拥有悠久而妙趣横生的历史”的人类活动分支之一，“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活动状态，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①早期的古地图以图画的形式描绘当时的人们所认识的大地和世界，成为展示文明与文化的标志。

7—15世纪，阿拉伯人主导西起地中海、横贯印度洋直抵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路航线贸易，当时阿拉伯人的地理学、地图学成就斐然，其文献和地图成为理解欧亚非贸易路线的重要知识来源。这些阿拉伯古地图和地理著作中，很多都包含有关“中国”的记载，其中经典代表作包括第一部详细描写中国和印度风土人情的阿拉伯地理著作——9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دنهلاو نيصلا رابخأ）。伊本·胡尔达兹卜（هبذادرخ نبا，820—912）所撰写的《道里邦国志》（كلامملاو كلاسملا）是阿拉伯国家最早的描述性地理学的作品，它同样是第一部描述中国生活风俗的阿拉伯地理著作。雅古特·哈玛维（يومحلا توقاي，1179—1229）的《地名辞典》（نادلبلا مجعم）有着“集中世纪地理学之大成”的美誉。关于古代地图方面的研究，国内主要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和张芝莲、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2002）。国外学者对阿拉伯地图研究较全面，例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纳兹米（Аhmаd Nаzmi）所著的《中世纪穆斯林地理图像》（Тhе Миslіт Gеоgrарhісаl Iтаgе оf thе Wоrld іп thе Міddlе Аgеs）、朴贤熙（Нуunhее Раrk）的《地图上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Марріпg thе Chіпеsе апd Islат Wоrld）、凯伦（Kаrеn С.Рintо）的《中世纪伊斯兰地图》（Меdіеvаl Islатіс Марs: Ап Eхрlоrаtіоп）等，这些作品为中世纪阿拉伯地图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福阿特·赛兹金（Fuаt Sеzgin）著的《阿拉伯伊斯兰地理学家 对 世 界 地 图 的 贡 献》（Тhе Cопtrіbиtіоп оf thе Аrаbіс-Islатіс Gеоgrарhеrs tо thе Fоrтаtіоп оf thе Wоrld Мар）一书，关注到阿拉伯地理学、地图学与欧洲之间的联系，认为欧洲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受阿拉伯地理学的影响很深。美国学者诺曼·思罗尔（Nоrmаn J.W.Thrоwеr）在《地图的文明史》（Марs & Cіvіlіzаtіоп）一书中有阿拉伯地图学的专章。而至今国内学术界对7—15世纪阿拉伯古地图中的“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单薄。因此，本文旨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7—15世纪阿拉伯古地图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分析其记载背后所体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从而探索自古以来中阿交往在海上丝绸之路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与影响。

一、7—15 世纪阿拉伯地图学的发展与特点
在阿拉伯语中，地图是“ةطيرخ”，这个词的动词“طرخ”是“切碎”“切成小块”的意思。但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更习惯用“ةروص”来指代地图，这个词的词义为“印象、形状、照片”，例如伊斯塔赫里（يرخطصلا，?—957）的地图称为“ضرلا ةروص”。凯伦在《中世纪伊斯兰地图》中选择用KММS来指代中世纪阿拉伯地图学的传统，其中的S指的就是Surаt地图（ةروص），KММ 指的是阿拉伯地理学书籍的拉丁语名称首字母，称为“国王和路线书”（كلامملاو كلاسملا），这类地理学书籍最早是以给王朝介绍土地、路线为政治目的而写的。

（一）7—15 世纪阿拉伯地图学的起源与发展
在中世纪，阿拉伯地图学和地理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空前繁荣，科学活动由此诞生。750年建立起来的阿拔斯王朝，迎来了一个灿烂、强大、辉煌的时代。在这个进程中，巴格达哈里发曼苏尔（روصنملا رفعج وبأ，754—775年在位）、拉希德（ديشرلا نوراه رفعج وبأ，787—809年在位）、麦蒙（نومأملا هللا دبع سابعلا وبأ，814—833年在位）等人大力支持科学活动，尤其是麦蒙组织了影响深远的翻译运动，其中最著名的翻译基地就是“智慧宫”（ةمكحلا تي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吸收了波斯、罗马等外来文化的精髓，并不断融合自身文化，使其发展并达到顶峰。由于智慧宫的建立，托勒密（Сlаudius Рtоlеmаеus，约90—168）的作品《地理学》（Gеоgrарhу）在9世纪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托勒密地图在阿拉伯地区广为流传。两个显著的进步从根本上影响了阿拉伯地图学的进程：一是对地球表面地点经纬度的确定，这是对天文学越来越重视的表现之一；二是军事征服、行政管理以及贸易活动造成的疆域扩张和海上航行，促使地理学兴起。然而，第一个进步不如第二个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①造纸术的传播也大大促进了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在现存的阿拉伯地图和地理古籍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地图类型多样又丰富，具体包括：寻找麦加方向的宗教地志图、贸易路线图、世界地图（典型的此类地图为圆形，往往较为程式化并绘有大洋环流）、区域地图（如尼罗河流域的一部分和较小的部分）、包括作战计划的军事地图、城市图（有平面图和鸟瞰图两种模式）以及旅行路线图。

（二）7—15 世纪重要的阿拉伯地图学家及地图
很多7—15世纪阿拉伯地图学家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地理学家，包括翻译了托勒密著作并创作《地形学》（ضرلا ةروص）的花剌子密（يمزراوخلا，约780—约850）、巴勒希学派的代表人物伊斯塔 赫 里（يرخطصلا，?—957）、伊 本·豪 盖 勒（لقوح نبا，?—977）、伊 本·瓦 尔 迪（يدرولا نبا，1292—1349）以 及 著 名 的 伊 德 里 西（يسيردلا，1100—1166）。7—15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的数量众多，其中很多古籍都包含了地图。这些阿拉伯地图学家同时也是地理学家，他们制作的许多地图具有程序化特征，都朝向南方，之后的地图学家借鉴了前辈的学术成就。在此介绍几幅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图。

1.花剌子密的地图

花剌子密以翻译托勒密的《地理学》为基础撰写了《地形学》。书中所附地图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兴起以来的第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描绘了天空和地球，但原图现已遗失。

2.巴勒希学派的地图

10世纪出现了很多地理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是巴勒希学派，以巴勒希（يخلبلا ديز وبأ，849—934）的名字命名，他们以亲身经历的方式描绘了世界和中国。现存最早的可显示连接各大洋关系的地图可追溯到1193年，由巴勒希学派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绘制。以伊斯塔赫里、伊本·豪盖勒和麦格迪西（يسدقملا نيدلا سمش，945—990）为代表创造的巴勒希学派地图成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制作的大多数地图的原型，挑战了托勒密“印度洋是内陆海”的认知，认为印度洋与环绕着已知世界的环绕之海（太平洋）相连。这一代的地理学家生活在10世纪中叶，目睹了阿拉伯世界逐渐分裂成为各个政治实体，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教权威而非政治权 威。虽 然 像 麦 斯 欧 迪（يدوعسملا，?—957）同时代的人继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表现出广泛的兴趣，但是巴勒希学派的地理学家还是把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阿拉伯地区进行全面的叙述上。他们认为这些地区是最重要的，不断地收集这些地区的可靠信息。巴勒希学派地理学家突破了纵向和横向坐标简单排列地名的传统，创建了第一张描绘山河等物理特征的地图，这一特征对之后的地图产生深远的影响。比鲁尼（ينوريبلا，973—1048）在地图学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代表作是《印度志》（ةلوذرم وألقعلا يف ةلوبقم ةلوقم نم دنهلل ام قيقحت）。

3.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

伊德里西（يسيردلا，1100—1166）的《云游者 的 娱 乐》（قافٓلا قارتخا يف قاتشملا ةهزن）又 称《罗吉尔书》（Тhе Вооk оf Rоgеr），书中有70多幅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德里西世界地图》。①他在1154 年制作了一套地图集，包括一幅由白银铸成的大型平面世界地图（现已丢失），还有许多纸质地图以及地理论述。伊德里西综合了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其作品《云游者的娱乐》涵盖了多种来源，包括计算地球形状的物理和数学地理理论、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以及早期的阿拉伯地图（包括巴勒希学派的地图）。这个全面的世界地理作品不仅优化了早期的作品，还增加了新的信息，因此得到了西西里国的基督教国王罗吉尔二世（Rоgеr Ⅱ，1130—1154 在位）的赞助。伊德里西在《云游者的娱乐》的序言中总结了阿拉伯人对世界形态的理解：地球是一个被水覆盖并被空气包围的圆形地球，所有生物都因重力而在地球表面保持稳定。他把地球按照“七大区域”进行划分，并附上了十分详细的文字描述。他的地图是该时代最复杂的世界地图，总结更新了早期理论，如“印度洋是一个封闭的海洋”的希腊理论，此后阿拉伯世界地图开始把印度洋描绘成与太平洋相连的公海。

（三）7—15 世纪阿拉伯地图学的特点
1.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首先，希腊地理学对阿拉伯地理学家有很深的影响。“花剌子密、伊本·胡尔达兹卜、麦斯欧迪等人都参考托勒密的著作和世界地图。”②大量阿拉伯地图以及地理学著作都以托勒密的地理书和地图为蓝本，在其基础上用新材料进行修改和补充。7—15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受到希腊的影响，还体现在如何划分风土带（气候带）、宇宙中心是地球等说法上。“阿拉伯语‘风土带’（ميلقإ）一词，源于希腊语Klimа，原意为‘倾角’（地球赤道到极点的倾角，即按纬度划分世界）……花剌子密、伊本·胡尔达兹卜、比鲁尼、雅古特（يومحلا توقاي，1179—1229）、伊德里西等地理学家都继承了这种七风土带划分法。”③阿拉伯地理学家如伊本·胡尔达兹卜等都认为，“大地像球一样是圆的。地球如蛋黄处于禽蛋的中心一样，位于天体的中心。大气从各方面吸引着地球，使地球固着天体内。”④希腊对阿拉伯地图的影响还体现在地图形状的描绘上，最普遍的说法是圆形，这都是希腊地图学的传统。气候带地图是希腊地图一种比较明显的圆形地图的表现形式。至于阿拉伯地图的圆形形式，也不完全受到希腊的影响。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圆形或者满月的形状本身就是一种体现在艺术和建筑中的表现象征。

其次，伊朗对7—15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研究阿拉伯地理学的著名 学 者 克 拉 莫 斯（J.Н.Krаmеrs，1925—1998）指出，在9世纪，希腊地理学的影响占绝对优势，但从9世纪末起，伊朗的影响日益增强。阿拉伯和波斯的制图师比中国制图师绘制出世界地图要早得多。根据波斯传说，“古代的伊朗传统把世界的大地描绘成一只鸟，中国为头，印度为右翼；北高加索（رزخلا）为左翼；麦加、汉志（زاجحلا）、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即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为胸膛；北非为尾巴。”①这些鸟形的地理轮廓经常出现在早期的阿拉伯地区。10 世纪，伊本·法基赫（هيقف نبا，？—976）仍把世界描绘成一个以中国为首的鸟儿形状的陆地。巴勒希学派的地理学家在撰写地理专著时，也是受了伊朗的影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地图更像是“理想图”，代表了人们表达如何感知世界以及传播他们的认知。在众多阿拉伯地理学家追随的伊朗地理学观念和传统中，有“七个地带”（ةعبسلا ميلاقلا）的观点。这是指世界由七个相等的几何圆组成，每一个都表示一个地带，在这样一个规定下第四个圆被画在中间，余下的六个则环绕着它。10世纪时，比鲁尼（ينوريبلا）在其《占星术入门》（ميجنتلا ةعانص لئاول ميهفتلا）一书中写道：“波斯人把地球划分为七个国家。”②

2.地图试图展示所有世界范围

阿拉伯世界地图制图的发展与中国不同，他们试图向全世界展示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在内的整个世界。这一特点是由于地理学的智慧受到希腊地理传统的影响，同时还因为阿拉伯人长期与东西方人广泛接触、四处探险，他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两个世界的贸易连接之地。“当时语言学家的工作只是记录从阿拉伯人那里听到的一切。记录的最主要途径是学术旅行。阿拉伯人到伊拉克去，或者是伊拉克的学者到沙漠中去求教，语言学家将直接或间接听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归纳。”③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视野极其广阔，地理学文献的内容丰富、资料众多。“他们的视野上溯远古，下至当代，涉及地域包括除北极之外的整个欧洲，除西伯利亚之外的亚洲，南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天文、地理、海洋、陆地无所不及。”④阿拉伯地理学家经常以叙事和地图结合的形式来描述土地和海洋的划分、国家边界、海岸线、道路等。

3.高度的程式化符号与黑暗之海相结合

7—15世纪阿拉伯地图学具有高度的程式化符号，主要体现在是圆形地图，呈现出“环绕之海（thе Еnсirсling Oсеаn）”的象征手法。从伊斯塔赫里的地图、比鲁尼的地图到伊德里西的地图以及伊本·瓦尔迪的地图等，都是圆形的世界地图。这些地图所呈现出来的图都是海洋包围着陆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环绕之海”，地图上标为“طيحملا رحبلا”。中阿之间的贸易在8世纪之后主要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但这条路并不轻松或没有危险。跨越“环绕之海”是异常危险的，没有什么比神秘的“环绕之海”更令7—15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感到有挑战性。《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海洋，例如海洋的作用是让船乘风破浪（14：32），地理学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环绕之海”并不多，经常用“海”（رحبلا）、“黑色的海”（دوسلا رحبلا）、“绿色的海”（رضخلا رحبلا）代替。有的地理学家把海分为两部分，黑色的海代表邪恶的海，绿色的海代表安全的海或是快到达陆地的海。麦斯欧迪则把“环绕之海”的东边称为“绿海”，它对面是“黑海”。伊德里西在书中描述过：“没有人知道黑暗之海后面是什么，航行十分困难，没有光亮，只有高耸的巨浪、神秘的动物、狂躁的风，却没有一个确切的报告。”①

4.通过“亲身考察”的方式丰富地图内容

7—15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和地图学受到希腊的影响最大，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人只是借助“智慧宫”进行知识的翻译，阿拉伯地理学家还通过亲身游历去实地考察和探索。阿拉伯地理学家通常运用“亲自考察”（ةنّيعملا）的原则去各地收集第一手资料。阿拉伯地理学家们把圣训学派最早运用的“亲自考察”原则发扬光大了。正因如此，对世界的全方位考察以及对宗教知识的追求是早期阿拉伯科学调查的动力。

把航行经验作为地理学知识是10世纪以后阿拉伯地图学的进步。很早就较为成熟的阿拉伯航海技术使航行成为一种经验性的调查模式，这种调查模式指导着信息的收集，并验证信息的真假、纠正信息的错误。阿拉伯地图学吸取并添加了最新的地理知识，因此，地图学不断获得发展。一些阿拉伯地理学家身兼数职，他们可以是旅行者、航海家、甚至是地图学家，例如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ةطوطب نبا，1304—1377），他在将近29年、行程12万公里的三次漫长旅行生涯中，足迹遍及中亚、西亚、北非、中非、东南亚、欧洲南部以及中国。“他比同时代最著名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Маrсо Роlо，1254—1324）年轻一些，二人都为地图提供了数据，且二人都是从地中海出发，在那里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学问相互融合，其中也包括地图学。”②地图学以及天文学的强大传统体现在“阿拉伯基于系统或正式的投影来制作天平天球图或天体图”。③

5.对“中国”的记载存在局限性

值得思考的是，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中国”的记载存在局限性。首先，他们在托勒密的影响下所绘制的地图热衷于穷尽对世界的认识。“已知世界就是真正世界的全部，这是古人在地理认识的方法论上的致命缺陷”。④在阿拉伯的舆图传统中，“上、下”代表“东、西”，与中国的舆地习惯有90 度偏差，所以一些作者会误以为中国的分裂政权是东西划分的。伴随着交往的密切以及对中国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信息的增长，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于中国的认识逐渐清晰。其次，他们对于中国的记载，存在不少仿效前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成分，例如麦斯欧迪有关远东的基本材料是艾布·载德（يفاريسلا ديز وبأ，?—920）的著作。⑤比鲁尼曾明确地说，他的书中部分内容借用自《中国印度见闻录》。费瑯（Gаbriеl Fеrrаnd，1864—1935）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们是原封不动地抄袭先驱们所提供的材料，伊本·白图泰引自伊本·朱拜尔（ريبج نبا，1145—1217）的段落对于我坚持自己的看法更具有说服力。事实上，对于本书所研究的地区，无论是引用原文，也无论是抄袭来的内容，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相互抄袭是最常见的现象。”⑥

二、阿拉伯地图中的中国
（一）中国是“七大海”中的第七海
花剌子密翻译了托勒密的《地理学》，并以此为基础编写了《地形学》。在托勒密的地图中，并没有出现中国南海以及各大港口，但在花剌子密的书中有关于中国的描述。⑦“这本书是伊斯兰世界现存最早的地理记录，也是第一个用аl-Sin（نيصلا）来指代中国的阿拉伯记录”。⑧花剌子密在书中将世界平行于赤道划为七个部分，并“对华南进行了更全面的描述，增加了三个港口城市，包括江都（今扬州）”。①《中国印度见闻录》将中国海列为印度洋的第七大海，并描述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丝路航线。该书信息来源主要为前往中国的商人和水手，因而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麦斯欧迪在他编纂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رهوجلا نداعم و بهذلا جورم）结合了伊本·胡尔达兹卜的《道里邦国志》，把印度洋描绘成一个由七大海组成的水域。每一个海洋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特征，其中第七个海是位于最东端的中国海洋。伊德里西在他的书《云游者的娱乐》中留下70 多幅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德里西世界地图》，其中首次提出把地球划分为“七大区域”并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述。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属于第七区域：中国、最东方的区域。②书中描述了包括中国海在内的七大海，从赤道以东13度开始，然后经过赤道向西。书中附有世界地图以及七十个剖面图，当它们拼在一起，形成一个与圆形地图类似的世界地图。这70 多张地图共同代表了世界七个气候带（从北极到赤道，环绕地球，平行于赤道的东西向环绕带），并纵向划分为十个部分。所收集的剖面图（三个气候和两个剖面带）的西北部分大致对应于中国。

（二）地图上标明了阿拉伯世界通往中国的道路
中世纪外国商人们跨海扬帆来到东方，留下了诸多文献，其中比较早的文献见诸阿拉伯人之手，书中记录了诸多沿途港口的情况。《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中国船舶的航行路线——希拉夫（فاريس，波斯湾港口，收集货物）→马斯喀特（طقسم，今阿曼首都）等波斯湾港→印度→东南亚众多岛屿（获取琥珀、椰子、贝壳、珍珠和黄金等当地产品）→广州。伊本·胡尔达兹卜的《道里邦国志》中详细记载了从两河流域到东方的“通往中国的海上航线”——巴士拉（ةرصبلا）→阿拉伯海岸的阿曼和亚丁湾的港口→阿拉伯海→印度海岸和锡兰（نليس，今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马来西亚、柬埔寨、汉府（وفناخ，今广州）的港口。书中提到当时中国的四个港口：鲁金（نيقول，今越南河内）、汉府（وفناخ，今广州，当时中国最大港口）、汉久（وجناخ，可能指杭州或泉州③）、江都（وطناق，今扬州），各港口都有供轮船航行的大河。书中还记载，中国南起海边，穿越突厥地区和吐蕃地区，向西延伸至印度，其间分布着300 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道里邦国志》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成为后来阿拉伯学者描写中国的地图和文章的标杆。在伊斯塔赫里所绘图中，黑色箭头显示了艾布·载德和麦斯欧迪所认为的单桅木板帆船从中国海围绕欧亚大陆到地中海的路线。1321 年，艾布·菲达（ءادفلا وبأ，1273—1331）编纂的《地理志》（نادلبلا ميوقت）更新了阿拉伯 地理信息，用表格形式记录物理和数学数据，提及中国主要城市，如扬州（وجناي，今扬州）④、刺桐（وجنش，在艾布·菲达那个年代又名“نوتيزلا”，今泉州）、汉沙（وقناخ①，ءآسنخلا，今杭州）、新罗（ىليسلا/ليس，蒙古统治下的朝鲜高丽时代的曾用名）和苏州（وجكوس，今苏州）。伊本·白图泰的中国之旅路线：印度北部的德里苏丹国（受苏丹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之命，带领外交使团前往中国）→印度西南部的重要国际港口卡利卡特（طوقلاق）和 奎 隆（ملوكلا）→马 六 甲 海 峡→越 南→泉 州→（往返）广州→福州→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 京。伊 本·马 吉 德（دجام نب دمحأ，1421—1500）的书《关于海洋知识首要原则的汇总》（دعاوقلاو رحبلا ملع لوصأ يف دئاوفلا باتك رصتخم）被 称 为“伊斯兰航海科学的完整百科全书”，是迄今有关印度洋港口经纬度测量的最早期作品。书中提及来往中国的部分路线：占府（فنص，今越南中南部）和中国→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巨港等地区。

（三）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阿拉伯古地图中体现出对中国的认知，逐渐从模糊、想象、神秘的故事到地理、海岸线、路线以及形象的清晰、真实。

在托勒密的地图中，并没有出现中国南海以及港口细节，但在花剌子密的书中却出现了有关中国的描述。②巴勒希学派地理学家的地图更像是人们认知世界的“理想图”。在伊斯塔赫里的地图中，可以看到艾布·载德和麦斯欧迪在他们的书中提到的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路线。10 世纪伊斯塔赫里的世界地图标注了中原王朝和吐蕃地区，绘制了从中国东部海域一直往北经蒙古高原及中亚草原、花剌子密湖（现指里海）、黑海前往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路线。有意思的是，伊斯塔赫里的世界地图还绘制了一条从信德沿印度洋向东，经印度和中国海域后向北，沿着环绕之海（指太平洋③），经罗马与法兰克附近海洋（可能为直布罗陀海峡），最终到达地中海的线路。该线路可能受麦斯欧迪《黄金草原》启发，《黄金草原》提道：“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شطيرقأ ةريزج）一侧发现一些柚木板，上面钻有许多洞并以椰子树皮制成的绳索扎在一起。它们来自翻沉的船只，曾被风浪所驱。这类木结构仅仅在印度洋才通用，在地中海航行的船只或阿拉伯人的船只都有钉子，而印度洋航船上的铁钉则不牢固，因为海水使之腐蚀、溶化因而变得很不结实。”④地理学家巴克里（يركبلا，1040—1094）把中国东部海域称为“黑海”（دوسلا رحبلا），同时均用阿拉伯学界术语“中国海”（ينيصلا رحبلا）指代中国周边的广阔水域。麦格迪西的地图继续沿用早先传统的地理学方法，把世界描绘成一个以中国为首的鸟儿形状的陆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相对位置与巴勒希学派地图上绘制的位置是十分相似的。比鲁尼在地理学方面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费瑯提道：“虽然比鲁尼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在印度宫廷工作时收集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他是第一个记录到契丹和契丹辽帝国与中国的关系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他在书中用аl-Sin 代表宋朝，并提到宋朝的区域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西夏在西边。他的著作成为自10 世纪初以来阿拉伯对中国政治划分知识最显著的更新。”⑤比鲁尼在印度西北方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宫廷工作时收集了很多关于中国境内并存政权的信息，包括控制北方的契丹、统治中原及南部的宋朝，以及占据西北的西夏。

伊德里西的地图中所提到的中国的港口与伊本·胡尔达兹卜的《道里邦国志》中的一样，有广州和泉州。他的地图中有关中国海岸的轮廓与比鲁尼及其代表的巴勒希学派的地图类似。它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边缘，描绘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伊德里西在书中提及中国统治者、主要城市、贸易制度、法院上诉制度（当地统治者头上悬铃铛，百姓有需求时即可拉动铃铛绳索，与艾布·载德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所述一致），并提到胡姆丹（نادمخ，指长安）河（即黄河）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河流之一。伊德里西的地图描绘了前辈地理学家，如伊本·胡尔达兹卜等人曾经提及但从未详细记录的城市，包括鲁金（نيقول，今越南河内）、汉府（وفناخ，今广州）和Jаnku（وكناخ，可能指杭州或泉州①）从东南亚到中国的海岸线。②在对以上三个城市的描写中，伊德里西提道：“鲁金是中国出海的第一站。”③“广州与越南河内之间的距离走海路需4 日，走陆路则需20 日。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港口。”④“وكناخ城是大型城市，建筑精美，市场繁华……产中国陶瓷和丝绸衣物，凡是广州有的事物在杭州都有……从该运河可以前往中国各地。”⑤从对三个城市的描述可知，伊德里西同时代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中国部分港口城市和出海路线已经相当熟悉，而且他还在其书中提到中国河流黄河（虽然没有绘制到其地图中）：“中国的胡姆丹河（نادمخ رهن，即黄河）十分壮观，河畔建筑林立。”⑥他提到黄河，可能是因为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也有可能是因为黄河附近就是唐朝首都长安。阿拉伯国家地理学家可能因为信息滞后，未及时了解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的变动，尤其不知道南宋已于1138 年定都临安（今杭州）。

雅古特总结前人著作，通过大量有关中国的内容，在其著作《地名辞典》（نادلبلا مجعم）中向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促进其对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雅古特首先分析了نيصلا的含义，提及最早出现在伊本·胡尔达兹卜作品中的古老传说——中国人是诺亚（Nоаh）的儿子亚佛（Yарhеt）的后代。书中确定了中国位置的经度是164°30′，并记载了11世纪中国境内契丹政权与宋朝政权的南北对峙；同时提到从事中国贸易的穆斯林被称为“中国人”。

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古地图不仅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中道路、途程和港口等重要信息，而且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细致地展示了中阿交往的状况。伊本·白图泰在书中证明：在蒙古时代，有更多阿拉伯人使用更为系统化的海丝地图贸易网络来到中国，这些贸易网络通过印度洋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他把广州称作“穗城”（نلك نيص/ نيصلا نيص，字面意思是“伟大的中国”⑦）。他对中国船只防水舱壁和单独部件的描述，是与泉州发现的13 世纪中国船的结构和朝鲜王朝西南部发现的14 世纪中国船相匹配的。他也提到中国出口陶瓷均在广州和泉州生产以及中国的纸币优势。14 世纪哈马达拉·卡兹维尼（ينيوزق هللا دمح，?—1339）的世界地图标注了Сhin（北部中国，金）和Масhin（南部中国，南宋）两个行政区划名称。不同时期阿拉伯地图中所体现的中国行政区划名称的变化，体现了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中国政治形势信息的及时更新。

三、推动7—15 世纪阿拉伯地图对中国记载的因素
7—15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并不断融合自身文化，使其发展并达到了顶峰。阿拉伯地理学和地图学也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在总结更新前人地图信息的基础上，以航海家、跨国商人、旅行家为信息渠道，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文地理消息，并及时纳入其地理著作和地图。

阿拉伯地图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笼统模糊到大致准确的转变，主要是由于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和港口的信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以国际商人为媒介传入阿拉伯地理学界。而推动该转变过程的深层原因，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业需求推动信息传播；第二，官方支持搭建沟通桥梁；第三，科技进步提供技术支持。

（一）商业需求：要求了解中国商品和航线信息
海上旅游和贸易的增长对于有关中国的知识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各大港口和行政要城以航线为联系，连接成一个覆盖亚非欧各个地区的国际信息传输网络。中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最东端，也是这个信息网的重要参与者。

阿拉伯人对古代中国的印象一直都是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人口众多、治理有方，是商品进出口大国。最早详细描写中国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商贸情况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就详细介绍了中国进出口商品、货币与对外贸易制度。

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尽管这一切极为丰富，但仅仅是商品，而铜钱则是货币。人们给他们贩来象牙、香料、铜锭、海贝（乌龟贝壳）以及前面提到的犀牛……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时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①

中国不仅是商品进出口大国，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上跨国航海贸易和运输的重要参与国，7—15世纪世界各大港口都可以见到中国商人和中国船只的身影，比如ُبيدْنَرَس岛（即锡兰）有“中国人的船只和周边地区国王的船只来到此岛”②，印度هنيردنف城（印度马里八儿海岸大港③）“中国船只多在此地过冬”④，沙特راجلا城（沙特海滨港口）“有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巴林和中国的众多船只停泊于此”⑤。这些往来中国与世界各地港口的商船不仅运输了大量货物，更将有关中国商贸的港口情况以及海岸线、洋流、季风、暗礁等航线信息带往世界各地，从而进入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消息网络中，最终呈现于阿拉伯地图之上。7—15世纪期间，蓬勃发展的跨国海上贸易加速了有关中国社会的具体信息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让更多阿拉伯地理学家接触到了这些信息。

（二）官方支持：拓宽信息交流的渠道
8世纪，阿拉伯地理典籍中记载中国的作品寥寥无几。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快速的疆域扩张，阿拉伯人迅速增加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广泛世界的地理知识迅速增长。

在中阿双方官方的支持下，双方互派使者，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参与国之间的经贸人文交往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据统计，在中国现存古籍中，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中，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遣使者37次。⑥从辽天赞三年（924）到南宋开禧三年（1207）的284 年中，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遣使者49 次。⑦比鲁尼为印度宫廷工作时收集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中国使者前往阿拉伯国家，不仅带去了中国特色商品和中国希望和平交往的信号，也带去了中国行政管理和山水地理的信息，加深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丰富多样的物产的兴趣和对中国地理环境的认知，为双方人文经济交往提供了稳定环境。

除此以外，阿拉伯翻译运动也为中国地理信息进入阿拉伯地图提供重要推动力。在阿拔斯王朝麦蒙等哈里发的支持下，来自各个民族的顶尖学者和翻译家齐聚智慧宫，翻译了大量希腊、罗马、波斯的文献和地图，促进了阿拉伯地理学对其他文明的先进科学知识的吸收，并及时更新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托勒密的《地理学》就是在此期间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大量阿拉伯地图以及地理学著作都以托勒密的地理书和地图为蓝本，对新的材料只做修改和补充，①托勒密在其世界地图上已描绘中国及其东部海域，为中国地理信息进入阿拉伯地理学和地图学奠定重要基础。

（三）科技进步：为中国地理信息传播提供技术支持
科学技术的提升为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经济和人文交往提供硬性条件，有利于中国地理信息传入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传入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消息来源网络中。7—15世纪阿拉伯地图中中国地理信息从模糊转变为相对准确，这离不开7—15世纪世界范围内各类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比如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国家，造船技术更新换代，指南针、星盘、天文定位术、地文导航术等科学技术相互配合使得航海技术提升，在提升运输商品和人员容量的同时，扩大了中国地理信息向阿拉伯国家传播的渠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旅行家不断完善航海地图，进一步便利了中阿间海路运输。古籍记载唐代高僧义静从陆上丝绸之路西行，又转从海路回国，回国后编写《西域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中便记录了海上航线。唐朝贞元年间宰相贾耽在《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详细介绍了“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路线。元朝文献学家王士点在《秘书监志》中记载，元朝政府下令福建省在沿海港口的阿拉伯和波斯人船队中寻找回回文“剌那麻”（意为“航路指南”），说明波斯、阿拉伯商人已经使用航海图导航至中国。元朝人通过翻译和整合这些文献，推动了本土航海图的绘制。明朝时期，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他的副手费信、马欢、巩珍在回国后著书时，对从元朝起由西亚东传的航海技术进行了描述。《郑和航海图》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提到中国船只在航行到印度洋前，需要充分学习阿拉伯、波斯的航海技术才能保证船只在远洋中正常航行。地图的广泛传播离不开产量大、价格低廉的中国纸张。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最晚于10世纪之前就已传入中东地区，因为10世纪学者比鲁尼就已提到撒马尔罕有造纸厂：“中国人民使用的那种纸张名为‘دغاوكلا’（波斯语，单数形式为دغاك，意为纸），这种纸张最先在撒马尔罕生产，然后传播至全国各地，大大满足了纸张需求。”②中国造纸术传播使地图变得更为普及，促进了跨国航行人员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尤其是对中国这一海上贸易大国的地理信息的认知。

7—15世纪，通过频繁的跨国航海贸易，阿拉伯和中国的船只制造技术不断提高，船长、水手对洋流、季风、暗礁、海岸线等地理情况的认知不断完善，指南针、星盘、天文定位术、地文导航术等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国际航海事业中，使得航海技术大幅提升。“宇宙示意图（通常以地球为中心）、黄道十二宫以及关于四元素及纬度带的球体模型，都是阿拉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继承且在之后改造的传统的一部分”，“现存最古老的地球仪和天球仪也都来自阿拉伯”。③据《文献通考》所载，唐朝一般的漕运船“每船载一千石”（一石等于60 千克，共约60 吨）。而根据《梦粱录》卷记载，宋朝“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约300 吨），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元朝伊本·白图泰更是详细描写三种规模的中国船只：“中国船只共分三类：大的称作艟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射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随从每一大船有船三艘，半大者，三分之一大者，四分之一大者。”④13 世纪、14 世纪的阿拉伯船只也大而坚固，穆斯林商人“载装运战马的船只从阿拉伯、伊朗驶入巴特卡尔港，然后运往维查耶纳伽尔国首都。铜和金从中东进口到巴特卡尔港。而胡椒、糖和纺织品是出口的货物”。①

四、结 语
中阿海上交往的历史记录不断塑造中阿海上文明，特别是中阿之间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以及航海家通过游记、地理典籍以及古地图等方式，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往。古代历史上中阿的航海活动，推动东西方相互认知达到历史的新境界，拓展了文明对话发展的新视野。中国与阿拉伯的友谊源远流长，双方之间绵延千年的“丝路记忆”展现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涵，成为双方的合作基础，是促成双方合作的润滑剂和催化剂。7—15世纪，阿拉伯地图中的“中国”记载经历了从模糊笼统的神话浪漫风格，到相对准确的写实描述，说明阿拉伯地理学家们对中国地理信息认知的不断完善，也生动刻画出这个时期中国和阿拉伯这两大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参与者之间经贸的密切联系，甚至是情感的更加亲近以及文化的相互交融。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7—15 世纪阿拉伯地理典籍和古地图中的中阿海上丝路港口研究”（项目编号：21ВSS01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专项课题“阿拉伯典籍中的中国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24ZJQН020Y）的阶段性成果。

（郭筠：浙江外国语学院；吴佳燕：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