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源 徐东波：16—17 世纪欧洲人对南海西部危险区的认知演变 ——以近代早期欧洲古
本帖最后由 掷箸生 于 2025-11-23 13:14 编辑[摘 要] 16—17 世纪欧洲人关于南海水文地理的认知，虽然建立在少量航海实践及经验基础之上，但仍有一定的想象与臆断色彩。当时，多数欧洲制图师认为，越南东部存在着影响船只航行的危险区域，并逐渐用古葡语Pracel 表示。在绘制Pracel 区域的地图时，其刀片状、逗号状、牛角状、锥状等绘法的变化，反映出欧洲人对南海西部水文地理的认知演变。从欧洲人绘制的地图及阐释来看，近代之前使用的Pracel，大体是用来指代岛屿或群岛，其区位在不同制图师笔下也不尽一致。直到17 世纪中后期，Pracel 才逐渐成为危险区的专称。以近代早期欧洲人绘制的古地图为研究对象，厘清危险区和Pracel 的指向及差异，有助于我们回应并驳斥越南学界依托相关古地图强行解释Pracel 即西沙群岛的谬论，进而为捍卫我国西沙主权提供历史证据。
[关键词] 欧洲人 南海 危险区 Pracel 越南
16—17 世纪，在探寻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热潮中，南海进入欧洲殖民者视野。在重商主义驱使下，为了与中国及东南亚诸国开展商业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纷至沓来，对南海进行大规模水文地理勘探，据此绘图，开辟安全航线，“随着世界贸易发展，欧洲水文师记录各种路线”。①葡萄牙、西班牙等强国最早勘探南海水文地理，到16 世纪，欧洲航海学则由荷兰水文家主导，“17 世纪末，英国制图师才露头”，②但此后一直处于引领地位。英国的后来居上，是因为尼德兰呢绒市场动荡和安特卫普金融中心地位动摇，英国必须寻求海外市场；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应对‘南海泡沫’中，更增强了经销商地位”，③染指亚洲的技术和商贸环境趋于成熟。1685 年，英船“尼古拉斯”号（Nicholas）在南海留下“目前最早的四处经纬记载”。①事实上，中国渔民已经熟悉南洋航线，“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②而于欧洲人而言，对南海西部这片危险区的探索，却又延续近两个世纪。基于各国制图师绘制的南海地图，本文聚焦于内沟航线“危险区”③及以其为背景的Pracel 涵义变化，探讨近代早期欧洲人对于南海西部危险区的认知演变，揭示欧洲古地图所负载的现实价值，旨在为驳斥越南学界关于西沙主权归属的不实论调提供历史依据。
一、16 世纪欧洲对危险区的初步认识
尽管“16 世纪30 年代，英国就能绘制已知的海洋和海岸”，④但精度落后于葡萄牙、法国等国。而该时期制图家对危险区形态的多样绘制，则在整体上反映出欧洲人对越南东部、西沙群岛及附近水文地理情况的陌生。
（一）危险区绘型的滥觞：从S 形至刀片状。葡萄牙制图师迪亚哥·里贝罗（Diego Ribero, ？—1533）依靠水手日志，于1529 年绘制《包含已发现地理的世界地图》，⑤首次将西太平洋沿岸绘入。该图绘制于12 张羊皮纸之上，是对1527 年佚名《世界地图》的更新，右上部分绘有南海。作者在越南沿岸绘有10 余个岛屿，但仅命名了昆仑群岛（b. Condor，秃鹰）。岛屿以东S 形地带是时人认为的危险区，其北端有若干由实心点代表的小岛构成的群岛（b. oclatubaleto，锁骨），南端延至一无名小岛（应是平顺海岛）。表示低矮礁石的“+”号布满内部，周围是大量表示沙滩的“·”号，“自13 世纪后，以‘+’等作为标记，一直存于波特兰风格（Portolan Style）的海图上”。⑥迪亚哥所绘制地图的锁骨地带，此后多次出现，绘在危险区边沿或内外，但观其位置与形态，不是西沙群岛。这应是唯一将危险区绘为S形的地图，此后制图师多将危险区绘为“刀片”⑦等形状。
法国制图师尼古拉斯·德斯利恩斯（Nicolas Desliens, active 1541—1566）的1541 年《世界地图》①是16 世纪中期欧洲最著名的地图之一。该图在1566 年再版，几乎涵盖全世界，在越南东方绘有弯刀形危险区，本文称之为刀片I 型危险区。就目前所能找到的相关地图来看，②可归入刀片I 型危险区的古图有16 幅，约占16—17 世纪绘有南海且相对清晰的470 余幅古图的3.4%。尼古拉斯地图似乎省略绘制了迪亚哥所绘地图锁骨，表明其将危险区南移。但仔细比较会发现，尼古拉斯地图危险区西北端，由7 个小岛构成的直角状无名群岛，即锁骨区。至19 世纪欧洲部分图上，仍有该无名群岛，尽管其被彼时英人证明不存在。尼古拉斯地图危险区南端约连至草鞋石岛（Pullo cia），昆仑群岛（Pulo Cödor）也被绘入。两岛间靠近海岸，也有小块无名危险区，而迪亚哥地图并未绘制，这说明彼时欧洲人对南海西部局地水文地理认识尚未统一。
此外，尽管绘形不同，但重合部分的主要岛礁及位置大抵相同，这又说明彼时欧洲人也有一定的南海认知共识。相比之下，《东印度新图》③的水文地理信息准确度要低一些。该图是德国制图师塞巴斯蒂安·芒斯特（Sebastian Münster, 1488—1552）于1544 年首版的《环球地理》中亚洲地图的1552 年版。原图最早收于1540 年他用拉丁文出版的《芒斯特地理学》，反映出“中国南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下，彼时葡萄牙人的南海水文地理知识水平”。④塞巴斯蒂安地图模糊绘制了南海周边，但未绘危险区。这再次说明16 世纪前中期的欧洲制图学界对南海水文地理的认知矛盾不在少数，臆断色彩相当浓厚，从尼古拉斯地图对危险区的完美弧线绘法和塞巴斯蒂安地图中的大量鱼怪可见一斑。
（二）16 世纪中后期危险区绘法及Pracel 涵义演变。刀片状危险区直至19 世纪后期仍大量存在，尽管彼时已证实越南东部沿岸地带无危险区，但此滞后认识被越南学界强加主权意味。在危险区绘型变化中，Pracel 涵义也逐渐明晰。
1. 分段式刀片状危险区和不绘制危险区并存。自16 世纪中期，大多数制图师沿用了尼古拉斯地图刀片状绘法，但形态各异。意大利制图师贾科莫·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 1500—1566）借助东方旅行者记录，于1561 年绘有单张《亚洲地图（第三部分）》。⑤该图危险区画法与迪亚哥地图不同，是由大量表示浅滩的“·”号构成的三段不规则四边形和一段睡锥形构成的较少见的刀片状，且称为刀片II 型（即下文许盘清等人所称的Pracel 1 型，他们认为有22 幅），约占该时期470 余幅图的4.6%。许盘清等人认为，类似的“图形非常漂亮，如同一幅画，表明此类地图带有太多想象成分”。⑥
对比迪亚哥地图和尼古拉斯地图可发现，贾科莫所绘地图危险区缩小约一倍，更近巴拉望，危险区及其北端未绘岛屿，标有中国海（mare della China），彰显出彼时中国人在南海的影响。与迪亚哥地图一样，制图者也在昆仑群岛北端增绘了一片更大的危险区，并影响了整个16 世纪，但他对越南沿岸岛礁有较多命名，如占婆岛（C: de pulo campaa）等关键点，说明欧洲人对内沟航线的认识有了一些进步。这一时期，欧洲人大量沿用当地发音命名岛礁，即使这些地名有称名迁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称名迁移是欧洲人命名南海岛礁的重要特点，如占婆岛，“其名原指印度半岛瞻波古国，后因中南半岛受印度文化影响，该名遂被移植其地”。①
荷兰制图师杰拉德·德·乔德（Gerard De Jode, 1509—1591）于1578 年绘制的《亚洲最新地图》②未绘危险区，也表明该时期欧洲人的南海认知尚不统一。16 世纪中后期，未绘制危险区的地图不止这些。1587 年，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的法语版《寰宇概观》第三幅图《亚洲新地描述》也未绘危险区。该图最早成于1567 年，图中I. Pracel 指靠近婆罗洲西北、巴拉望岛西南的小群岛，非越南“黄沙群岛（Quần đảo Hoàng Sa，Paracel Islands）”。在配文中，作者提到“婆罗洲和棉兰老岛盛产最好的肉桂……拉奎尔盛产丁香”，③反映出16 世纪末东西贸易刺激了欧洲人对南海的知识需求。这段配文和图中Pracel 的位置，说明Pracel 和西沙群岛无关，不能作为西沙群岛主权属越南之证据，因为缺乏域内地名指代的唯一性。实际上，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我国就有学者指出：“葡萄牙人用葡文‘Pracel’来表示南海航线上的礁石，用无数小点和小圆点表示海中的沙和礁石，以后西方殖民者相袭沿用，特别是法国殖民者把越南沿岸从占婆岛、广东群岛直到平顺岛一带的岛屿也叫帕拉塞尔，甚至把帕拉塞尔说成是越南沿岸岛屿。”④同时期还有韩振华等学者基于语义分析，认为“对于与占婆海岸相平行的这一段海中的航海危险区，葡文按照中文‘石栏’的字面意义，意译为barrairas，bastiga，或Pracel（Parcel），终于以Pracel 或Parcel 这一种意译名称，流传于世”。⑤
2. 刀片III 型危险区与逗号状危险区共存。1584 年，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基于1577 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中国特派团素材，绘有竖版《中国新图》，⑥这是最早的专门中国地图，与其他160 幅图收入1606 年版的《世界全图》。该图危险区似方刀，且称为刀片III 型，危险区内部北端有由7 个小岛构成的无名倒U 型群岛。实际上，刀片状危险区绘法至少有16 种亚型，但III 型是主流，目前统计为251 幅，约占该时期全部相关古图的53.4%，足见该图的历史影响。亚伯拉罕将该区称为Pracel inf.，这是在其绘制的图上，Pracel 首次被用来命名危险区，反映出与1567 年相比，他对Pracel 的认知差异。即是说，以他为代表的欧洲制图师在16 世纪中后期，仍不能确定Pracel 是指（群）岛屿，还是指危险区，更不特指后来西人以Pracel 等衍生词称之的西沙群岛。因此，该图无法支撑越南学界坚称历史上的Pracel 就是“黄沙群岛”的观点。对此，韩振华早就指出：“帕拉赛尔的中部，很接近于今天的广东群岛……于1816 年才被越南嘉隆王占领去的古帕拉赛尔（一只脚形状的古帕拉赛尔），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毫无关系”。①“‘嘉隆皇帝插旗’说所提到的‘帕拉塞尔’仅是越南沿岸的岛屿，并非西沙群岛。因此，依凭所谓‘嘉隆皇帝插旗’说，无法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任何权利”。②1587 年，杰拉德·墨卡托基于1569 年版世界地图绘制的《世界要地概览》，被其子拉莫德·墨卡托（Rumold Mercator, 1541—1599）浓缩为双半球世界地图，作为《斯特拉波地理杂志》的一部分在日内瓦首印。③1595 年，拉莫德将该图收入《墨卡托地图集》。该图绘有昆仑群岛（Pulo Condor）和草鞋石岛（Pulo Sirsir），说明两地是欧洲人往来南海的重要参照。在草鞋石岛北端，其绘有由若干“·”构成的危险区，本文据其形，称为逗号状危险区，目前仅见这一幅。其危险区范围较小，且内部和周边未绘任何岛屿，似乎印证了他是仅据时人普遍绘法予以象征绘制而成，这依然说明该时期欧洲人对危险区范围和内部构成的看法不一。
3. 单张图上同时出现Pracel。1593 年，杰拉德·德·乔德之子克利尼斯·德·乔德（Cornelis de Jode,1568—1600）将其绘制的《亚洲，世界最大部分》④以《世界概览》之名出版。该图也用Pracel 指刀片状危险区，除北端外的群岛形状、位置与亚伯拉罕《中国新图》绘法不同外，形状接近，属刀片III 型。但Pracel 不包括北部Pulo do Pracel，内部是以表示暗礁的“+”号而非表示沙滩的“·”号作航行警告，这应是首次在一张图上以Pracel 同时命名危险区和群岛。而在纳土纳（Natuna）东北，也有一个群岛（iM. Pracel），表明在16 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对南海水文地理仍不能精准掌握，以表示危险岛礁的古葡语Pracel 作指代，Pracel 成为危险的别称。因此，越南学界不能以该时期的欧洲古图支撑所谓的“黄沙群岛”主权。对此，20 世纪90 年代末，李金明基于大量史料和严密论证，认为越南“钻了同一地名所指的地点、范围可随时间变化的空子。如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赛尔，在19 世纪20 年代之前，通常指的是位于越南中部沿海的‘长条地带’”，⑤即本文所述的危险区。同时，就该图而言，在丁雁南看来，似乎与“从经验的角度，在相关欧洲古地图上也没有同时标示过两个帕拉塞尔”⑥的观点相悖。但笔者认为，丁雁南所称的另一个帕拉塞尔是西沙群岛，也即是说，既不是发生了简单的Pracel 地名迁移，也不完全是地理技术进步下的知识修正，而是欧洲人对含有危险提示意味的Pracel 名词的下意识使用。刚好危险区与西沙群岛在地理上相对毗连，Pracel 的范围扩大了，后经英国大规模南海水文地理勘测，发现不存在这一危险区，又在1806 年版《中国海》（China Sea）中缩小了其范围，导致Pracel 指代了西沙群岛。
1594 年，荷兰人让·惠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与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 1550—1597）寻找东北航道。次年，其所著的《葡萄牙东方航海旅行集》描述了东亚航线，是“早期重商主义、原始民族主义和跨国水文地理知识生产合作”①的综合产物。1596 年，他将波特兰风格的《中国、交趾支那、真腊、占城等东亚确图》②刊载于《让·惠根·范·林斯霍滕：在东亚和西印度群岛航程》，打破了葡萄牙垄断，为1602 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VOC）奠定制图学基础，并深刻影响了英国。该图也是竖版地图，绘有刀片III 型无名危险区，仍是由“+”和“·”构成的礁滩绘法，从其规律排列及绘有东部鱼怪，可看出臆断明显。而除了在危险区北部标有I. de Pracel 外，在文莱东北（图右上角）也有以Pracel 命名的危险区。该图与上图共同表明，在16 世纪末，作为礁或小岛指代的Pracel 并非指西沙群岛，越南学界坚称“16 世纪时，Pracel 所指的黄沙群岛属越南”③显然违背史实。而该时期图上的Pracel 危险区，形态也各异，甚至有时消失不见，进一步构成16 世纪中后期的Pracel 与西沙群岛在地名学上指代相异的有力证据。
（三）16 世纪末欧洲对危险区及其周边水文地理的理解。16 世纪末，欧洲南海水文地理知识的生产主体，仍是传统的海洋强国。他们对于危险区的测绘，与此前相比，有了一些明显变化。
1. 牛角状危险区的出现。由于海上自然限制，16 世纪末，亚洲的香料供应不稳定，“印度胡椒供应量和时间不好预测，价格波动使其成为一种投机品”，④这是该时期图上常有胡椒等图案的原因之一。荷兰人彼得·普兰西斯（Petrus Plancius, 1552—1622）根据非公开的葡萄牙手稿，于1594 年制作了因绘有檀香等图案而被称作《香料地图》的商业图。⑤1595 年，科尼利斯·德·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1565—1599）带领的荷兰探险队在该图指引下，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商贸中心，使“16 世纪前后的万丹成为国际港口城市”。⑥该图绘有牛角状Pracel 危险区，且称牛角I 型。笔者认为其与刀片I 型的区别在于：危险区南沿是否有群岛。该图北部与亚伯拉罕《中国新图》绘法相同，为倒U 型群岛（Don Tcunquero），南部钝角则延至草鞋石岛（Pulo Citi），危险区范围大，李山岛（Pulo Cotan）等也被标示。然而，该图以Pracel 命名危险区，及Don Tcunquero 位置与西沙群岛大概交合，导致越南学界认为“Don Tcunquero 就是西沙群岛”。①需要指出的是，除许盘清等人认为的Pracel 1 型（即本文界定的刀片II型）外，笔者也找到其列出的16 世纪时属于“Pracel 2 型和3 型牛角危险区”②的77 幅古图，占比约为16.3%。同时，本文还继续讨论了17 世纪的古图情况。因为正是在17 世纪，Pracel 产生了内涵指代上的深刻变化。
2. 指代群岛的Pracel 再次出现。德国制图师马赛厄斯·奎德（Matthias Quad, 1557—1613）以1593年出版的《世界概览》中杰拉德·德·乔德的地图为蓝本，于1598 年绘有新版《亚洲，世界最大部分》。③通过比对亚伯拉罕和让·惠根等人的绘图可发现，马赛厄斯在未绘危险区的同时，将三张地图中危险区北部岛屿绘为由4 个小岛组成的群岛（Pulo do Pracel），延续了1593 年克利尼斯和1596 年让·惠根的做法，但其位置更靠近越南沿岸，与占婆岛有交合，与西沙群岛则甚远。他将越南沿岸大多数岛屿省略，仅绘有地标性的昆仑群岛（Pulo Condor），似是作为概略图的某种标志性绘制。至此，Pracel 已在危险区北部生根，有时指某个（群）岛屿，而不仅是危险区。但它仍然不是指西沙群岛，正如王涛所言，“18世纪让·达约在越南沿海的测绘，证明了‘牛角’Paracel 实为早先的航海家认识上的谬误。为继续沿用这一地名概念，豪斯伯格将‘牛角’头部以东的岛礁，即今西沙群岛，纳入Paracel 之中”。④
3. 刀片IV 型危险区的出现。佛兰德尔雕刻师和出版商让·西奥多·德·布瑞（Jean Théodore de Bry,1528—1598）自1590 年开始出版总计30 册的《伟大旅行》，包含科尼利斯·德·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 1565—1599）率领荷兰舰队于1595—1597 年从乌得勒支到爪哇的航线，并据其于1599 年绘制《前往东印度爪哇岛巴特维亚的水文记录》。⑤由于其天主教背景，“其图为了宗教扩张，充满宗教战争色彩”。⑥他将无名危险区继续以刀片状标绘，但刀尖较短，姑称刀片IV 型，约有27 幅，占比5.7%。刀尖南部未与其他岛屿相接，在其西南角，越南沿岸至草鞋石岛，也有一无名危险区，其位置较贾科莫地图南部危险区靠北，与尼古拉斯地图绘法与位置较接近，表明他综合了众人成果。在危险区北端西侧，约在占婆岛（Pulo S: Polo）东南方、马赛厄斯地图中的群岛（Pulo do Pracel）位置，他绘制了由8 个小岛包着1 个大岛的无名群岛。可见，至少在17 世纪前，欧洲人尚不清楚西沙群岛准确位置，Pracel 或Pulo. Pracel 等含Pracel 的称法仅是彼时欧洲人对未探清地带的通用暂时命名。
综上，1529 年迪亚哥的S 形Parres，应是在延续此前危险区绘法基础上，根据水手日志形成的新画法。由于葡萄牙保密和其他制图师影响，贾科莫转用刀片状画法，直接影响了亚伯拉罕·奥特柳斯，他们又共同影响了杰拉德·德·乔德、让·惠根·范·林斯霍滕和让·西奥多·德·布瑞等人，彼得·普兰西斯又借此创出牛角状绘法。然而，无论哪种绘法及对Pracel 的界定，都为越南学界搅起的本不存在的西沙群岛主权之争埋下伏笔。
二、17 世纪前中期欧洲人对危险区的认知进展
17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缺乏建制队伍制图，而是以各种形式聘请制图家。实际上，大航海时代伊始，欧洲人主要循葡萄牙航线①到亚洲。1611 年，布鲁沃航线（The Brouwer Route）②才被开发，但在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 1651—1715）航行该航线前，仅有“皇家交易”号（Royal Exchange）于1620 年成功航行过这一航线，并绘制了属于东印度公司的海图。欧洲各国制图师也改进航图以求领先于他国。
（一）危险区绘型的纷杂：三种新绘形的出现。由于16 世纪的知识积累，特别是17 世纪欧洲人往来亚洲的频次增多，航海范围有所扩大，对危险区的认识也更纷杂。
1. 复合状危险区的出现。荷兰制图师乔多克·洪地乌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2）于1607 年出版《墨卡托·洪地乌斯图集》，编有首发的《东印度》。③他将危险区绘为刀片状与碗状的集合，西南部也有一块与让·西奥多·德·布瑞所绘区域相同的碗状危险区，但刀尖却与碗状危险区（即湄公河入海口东北部线式无名群岛至草鞋石岛的半圆区，在同期乔多克地图其他版本中，该区绘法略异）相连，纵跨约7 个纬度，且称复合状危险区，他也用Pracel 命名之。考察现有古图，复合状危险区仅有该图，且在1805 年被《南海航行海图纪要》证伪。该图和让·西奥多地图一样，在马赛厄斯所绘群岛（Pulo do Pracel）位置，也绘有由8 个小岛包围着1 个大岛的无名群岛，综合说明彼时欧洲制图学界的相互影响。该图与图7、图10 和图11 均被越南学者引用，但并未进行具体分析，强行解释Pracel 的主权属性，④即认为欧洲古图上的Pracel 衍生词Paracels 指西沙群岛，则Pracel 指代的区域就是“黄沙群岛”，而不论Pracel 指的是（群）岛屿，还是虚构的危险区。
2. 棒槌状危险区的出现。1607 年，以杰拉德·墨卡托1569 年世界地图为基础的新版亚洲地图出版，名为《基于杰拉德·墨卡托世界地图的亚洲特色新图》。⑤该图绘有越南沿岸连串岛屿，危险区被绘为棒槌状，名为恰帕尔的低矮处（Baix os de Chapar），即该处有礁滩。在危险区外西北端，该图未绘乔多克和让·西奥多图所绘的由9 岛组成的无名群岛，代之以3 岛组成的无名群岛。将该图与1587 年杰拉德的《世界要地概览》相比可发现，该棒槌状危险区是对杰拉德地图逗号状危险区的绘法延续。实际上，该图正式出版时，杰拉德·墨卡托及其子均已去世。因此，该图虽在17 世纪初出版，但制作时间应在16 世纪末，这是由于当时印刷技术落后，需要一两年，甚至更久，而为突出图新，制作者常有意延后出版时间。19 世纪前通行这种技术处理方式，导致读者往往看到绘制者去世后仍在出版地图的怪象。在丁雁南看来，这是因为“古代地图的‘成图过程’中包含了并未形诸文字或图像的默会知识，认知和重拾默会知识对于解读古地图具有重要意义”。①
3. 锥状危险区的出现。1626 年，英国版墨卡托——约翰·史匹德（John Speed, 1542—1629）与荷兰制图师阿伯拉罕姆·古斯（Abraham Goos, 1590—1643）合作出版《世界胜地概览》。由于他参考了制图师克瑞斯托福·萨克斯通（Christopher Saxton, c. 1540—1610）及约翰·诺登（John Norden, 1548—1625）的制图成就，《世界胜地概览》代表了当时全英制图学最高水平，亦是英人首版世界图集，收有1626年《亚洲及邻近群岛》。②该图绘有澳门（Macao）等中国南部城市，以及船出马六甲后，沿内、外沟航线和中沙航线前往中国的主要岛屿和锥状危险区（El Pracel），且称锥I 型危险区，③仅此1 幅。笔者认为，El 是古葡语助词。由于受到葡萄牙影响，很多他国早期图上命名，都有葡语痕迹。可以发现，17 世纪初的英国已在尝试自主生产南海水文地理知识。
1631 年，乔多克·洪地乌斯的儿子亨利库斯·洪地乌斯（Henricus Hondius, 1597—1651）出版了《亚洲最新概图》，④后收于荷兰制图师扬·詹森（Jan Janssonius, 1588—1664）的《新图集》。与其父之图相比，有一些谬处。例如，他将薯岛（Pulo Hube）绘在昆仑群岛（Pulo Condor）以东，延续《世界胜地概览》的锥I 型画法和约翰·史匹德等人的El Pracel 命名，即该图主要参考了《亚洲及邻近群岛》。约在1657 年，罗伯特·沃尔顿（Robert Walton, 1618—1688）在尼古拉斯·维瑟（Nicholas Visscher,1618—1679）和琼·布劳（Joan Blaeu, 1596—1673）的基础上，出版了单张《亚洲新大陆确图》，①该图也延续上述谬误。因此，至17 世纪前中期，尽管有着复合状、棒槌状和锥状新变，但Pracel 既被用来命名危险区，又被用来命名（群）岛的情况亦继续存在，仍非指“黄沙群岛”。而危险区绘法多变和未绘，也说明该时期欧洲人在南海的活动增多，从而带来他们的知识新拓。
（二）17 世纪前中期刀片状绘法与Pracel 涵义渐变。尽管17 世纪上半叶出现多种危险区绘法，但仍多是刀片状。Pracel 继续被用于兼命名危险区及其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但渐指危险区。
1. 刀片V 型危险区的出现。扬·詹森娶了乔多克·洪地乌斯之女伊丽莎白·洪地乌斯（Elisabeth Hondius, 1588—1627），与乔多克之子亨利库斯·洪地乌斯于1633 年再版了《墨卡托·洪地乌斯图集》。该图集因出版语言不同而先后被更名为 《新图集》和《大图集》，②《东印度群岛新绘》③是其中之一。该图无名危险区属刀片III 型，刀尖指向草鞋石岛（Pulo Siri）。在危险区北缘由3 个小岛组成的群岛（I de Pracel）和草鞋石岛之间，绘有垂直标记的姑老下岛（P. Cambir de mare），其西偏南位置有占婆岛（Champolo）。可见，该图依然用Pracel 指代群岛。从该图对危险区内部的规整绘制来看，想象成分大，但该图对同期其他制图师的影响也较大。
荷兰制图师威廉·詹森·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 1571—1638）便在该图影响下，于1635 年出版了《世界新图集概览》，包括《世界水文地理新图》。④该图绘有刀片状无名危险区，其西、北缘共有分布较广的7 个岛屿，这是首次出现此绘法，即在危险区两个方向边沿绘有分散岛屿，区别于刀片III型仅在北部或西北端绘有若干岛屿，姑且称刀片V 型，共23 幅，约占4.8%。在危险区南端，作者也绘有若干无名岛屿，这应是作者将越南沿岸岛屿往东绘制，使之与危险区重合，因为部分西侧边缘岛屿可与上述图中越南沿岸岛屿对应上，如姑老下岛。由于该图危险区北端岛屿与西沙群岛存有部分交合，因此，该图也受部分国外学者关注，学界应高度重视刀片V 型绘法，尽管其占比较低。荷兰制图师克莱斯·詹斯祖·维瑟于1614—1652 年先后发布4 幅世界地图，与图19 同名的《世界水文地理新图》⑤是其于1639 年绘制，后被收入《简明世界图集》，与威廉地图同属刀片V 型危险区，也应被重视。
2. 指代群岛的EI. Pracel 集中出现。出生于瑞士的德国制图师马修豪斯·梅里安（Mathaus Merian,1593—1650）与让·西奥多·德·布瑞属同时代，是后者家族女婿，后接管家族事业，“从1590—1634 年，他们共出版27 卷、600 多幅图”。①1638 年出版的单张《包含有西澳大利亚早期地理发现的东印度群岛》②是其据荷兰船“维安宁”号（Vyanen）的单次航行经验所绘。1628 年，“维安宁”号从菲律宾巴兰邦岸（Balambangan）启程，但强风使其在西澳大利亚巴罗岛（Barrow Island）附近搁浅，随后发现蒙特贝洛群岛（Monte Bello Islands），并首次在澳大利亚西北发现原住民。该图未绘危险区，而是标出姑老下岛（Pulo Cambir）和由3 个小岛组成的线式无名群岛。而在姑老下岛东北、海南岛东南，其以El. Pracel 命名由5 个小岛组成的三角群岛。由于该群岛形似尖头朝东的A 字形（西沙群岛粗廓），该图应备受重视。
在17 世纪前中期，该图不是首张将作为（群）岛屿的El. Pracel 与作为危险区的Pracel 分开命名的地图。凡此种种，再次说明17 世纪前中期的Pracel 仍是没有特定指向的水文地理名称，即使其所指代的地理存在恰处于或接近西沙群岛，也不能构成越南学界的维权证据。此外，薯岛（P. Vby) 位置被绘的偏西，共同反映出彼时欧洲人对南海水文地理的整体认知仍待完善，因为威廉·詹森·布劳绘制的单张《东印度群岛和邻近地区》③虽采用马修豪斯的基本画法，但又把危险区绘入其中。该图于1633 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劳伦斯·里尔（Laurens Reael, 1583—1637）绘制，其主要水文地理特征与命名也与扬·詹森的《东印度群岛新绘》有异，只是基本采取扬·詹森的危险区画法，属刀片III 型，说明该时期欧洲人对南海的水文地理认识不仅相对矛盾，绘制标准也未确立。
3. El. Pracel 仅表示危险区。17 世纪中期，也有对刀片状危险区的简绘。雨果·阿古德（Hugo Allardt, 1625—1691）是荷兰黄金时代（The Dutch Golden Age）制图师，是“墨卡托制图学理念下荷兰关于马来地理知识发展的关键”。④他于1654 年出版单张《亚洲新地确图》，⑤该图仅用“·”简绘危险区（El Pracel），姑称刀片VI 型。此种简绘被很多制图师延用，如比利时制图师弗雷德里克·布塔兹（Frederik Bouttats, 1590—1661）根据罗马传教士在印度和东南亚的传教历程，绘制了单张《东南亚、菲律宾和印度》，①约于1663 年出版。该图虽用刀片状表示危险区（el Pracel），但刀片内部未有任何标记，属刀片VI 型。在整个16—17 世纪，刀片VI 型出现的次数不多，由于其是简绘，讨论意义相对不大，本文未有专门统计。刀尖南端3 个由北至南的无名小岛，延用了马修豪斯和威廉的画法。至于二者均命名了的姑老下岛，弗雷德里克未标注。这均给越南学界以无限的歪曲空间。
4. 刀片VII 型和VIII 型的出现。在弗雷德里克绘制上图的前一年，即1662 年，琼·布劳绘制了双半球《新版世界确图》。②该图在雨果绘制基础上，新绘刀片状危险区（D. Pracel），姑称刀片VII 型。其内部是5 个表示暗礁的“+”号，零散绘制了一些沿岸岛屿，而北部未有任何岛屿标绘。在17 世纪中期，绘制双半球世界地图的制图师较多，尼古拉斯·维瑟也绘有单张《世界新图》。③该图用“·”标绘U 型危险区，其北缘外沿是一个东西向长岛，姑称刀片VIII 型。除在越南南部沿岸绘有6 座连串小岛外，作者在本文讨论的南海海域，未命名其他任何一种地理特征。也因为相对简绘，本文也未专门统计刀片VII 型和VIII 型的图幅数量。德国制图师亚撒纳修斯·基彻（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是耶稣会神父，1667 年，他在《由在可管辖区各种航行经历形成的地图》④中，绘制的南海水文地理信息也极少，主要包括东沙岛（I. Prata）、泰国湾中3 个无名小岛和刀片III 型危险区（El Pracel），该图用“·”和“+”标示礁滩。可以发现，雨果·阿古德开创的这种简绘，尽管有时还以Pracel 命名危险区，但很多地图省略绘制了危险区西北端群岛。有意思的是，此后一段时期，以Pracel 命名危险区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的情况，极其少见。黄金时代的荷兰制图学家亨德里克·唐克（Hendrick Doncker, 1626—1699）便省略绘制了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约在1669 年，他的《从科莫林角到日本的东印度群岛海图》⑤收入其《海洋图集》，危险区属刀片III 型，内部有3 行11 列代表岛礁的“+”号，左侧绘有姑老下岛（P.Cambir)。
综上可见，该时期对危险区继续有着命名与未命名的情况，刀片状绘法有4 个亚型：在危险区靠大陆方向绘有零散岛屿；仅在北部或西北端内外绘有（群）岛屿；轮廓性绘制危险区，不绘内部；瘦化绘制危险区。当然，也包括不绘危险区。但如上所述，至17 世纪中期，Pracel 仍并非指西沙群岛。
三、17 世纪后期欧洲人对危险区和Pracel 的认识新变
经过17 世纪前中期积淀，17 世纪后期的欧洲人绘制危险区时，基本有三种倾向：不绘制、传统绘制和简化绘制（如英人绘其形而不命名）。Pracel 涵义也有新变，更多地固指危险区北侧的（群）岛屿。
（一）不绘制危险区。理查德·布罗姆（Richard Blome, 1635—1705）是英国皇家地理学家，《亚洲总图》①收入其《世界四部分的地理描述》。该图未绘危险区，在越南东南沿岸绘有一连8 个小岛，连至昆仑群岛（Pulo Condor）和薯岛（Pulo Huby）。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 Val, 1618—1683）是法国制图之父尼古拉斯·桑森（Nicolas Sanson, 1600—1667）的侄子，1677 年，他绘有单张《世界贸易水文图》。②该图仅在危险区标有6 个“+”号，以示存在影响航行的礁石，但也未绘危险区及其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意大利制图师贾科莫·乔瓦尼·罗西（Giacomo Giovanni Rossi, 1627—1691）于1687 年绘有《亚洲新图》（修正版），③收于其《海洋地理指南》，该图也未绘危险区。与以往地图不同的是，薯岛（Pulo huby）被绘为一个群岛，昆仑群岛（Pulo Condor）岛屿数也超过其他地图上的数量。这也说明该时期欧洲人对南海西部水文地理的掌握依旧不准确，有着认识上的反复。
1692 年，贾科莫·乔瓦尼·罗西和贾科莫·坎特利·达·维尼奥拉（Giacomo Cantelli da Vignola,1643—1695）于1683 年出版的《海洋地理图集》再版，《东印度群岛》④收于其中。该图绘有从苏门答腊岛延至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北部的水文地理信息，也未绘危险区及其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然而，与上述地图相比，尽管该图所绘的越南沿岸主要岛屿离岸距离多与现在不符（薯岛竟与昆仑群岛几乎处于同纬度），但这些岛屿较以往地图的相应绘制更近陆地。对位于马来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丁宜岛、雕门岛、米代岛和廖内群岛等的绘制，基本承袭此前绘法。或可推测，他们的绘图素材，应源于该时期欧洲船只对越南沿岸的最新调查。水手们在到达占婆岛（Ciampelo I. ）后，未继续北上，或是折向东京湾（Golfo di Tunquin ò di Cocinchina，即北部湾）。
该时期，法国制图师亚历克西斯·休伯特·贾洛（Alexis Hubert Jaillot, c. 1632—1712）与尼古拉斯·桑森的儿子们有密切合作。1669 年后，他开始重绘尼古拉斯·桑森的地图，有时也加以放大和改进，单张《亚洲六分区图》①是其早期成果之一。该图未绘危险区和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卡雷尔·阿拉德（Carol Allardt, 1648—1709）是雨果·阿拉德之子，继承了其父很多制图遗产。1695 年，他绘制了单张《亚洲主要区域确图》，②以满足荷兰东南亚殖民贸易力量对南海知识的渴求。该图也未绘危险区，与上图一样，仅在越南沿岸绘有一些岛屿。
（二）对危险区的传统绘制。尽管在17 世纪后期，出现一些不绘制危险区的地图，但绘制危险区仍是该时期的主流。1660 年前后，荷兰制图师弗里德里克·德·维特（Frederick De Wit, c. 1629—1706）开始绘制各种地图，包括约于1670 年出版的《世界新图》，③后收入其《图集》。通过对比1662 年琼·布劳《新版世界确图》可以发现，弗里德里克在绘制危险区（D Pracel）和沿岸岛屿时，高度参照琼·布劳图，为刀片VII 型危险区。1675 年，他又在1666 年皮特·古斯（Pieter Goos, 1616—1675）的基础上绘有新的竖版《东印度群岛》，④其危险区绘法属刀片III 型，北端绘有由4 个小岛组成的群岛（I. d. Pracel），西端标有姑老下岛（P. Cambir）。相比1670 年版《世界新图》，危险区范围大增。可见，即使在17 世纪后期，制图师由于对南海水文地理信息掌握不足，部分制图师会不断“借鉴”其他制图师成果，哪怕这些成果差异较大。
1670 年，尼古拉斯·维瑟绘制了《东印度群岛及邻近群岛新绘》，①旨在明晰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力范围，后收于《简明世界图集》。该图无名危险区为刀片III 型，北端有一群岛（I. de Pracel），与西沙群岛有交合。因此，也应注意这幅图可能被国外部分学者放大价值。荷兰制图师约翰尼斯·范·库伦（Johannes Van Keulen, 1654—1715）于1680 年获得政府出版授权，与克罗斯·扬斯·沃格（Claes Jansz Vooght, 1638—1696）共同出版了《航海图集》，《从好望角到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东印度群岛新图》是其中之一。②该图供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员使用，危险区也为刀片III 型。在刀片北端，该图在未绘任何岛屿的情况下，标有一群岛（I. d. Pracel）。在对泰国湾以东的岛屿标记上，他与马修豪斯和琼·布劳均不同。以薯岛（Pulo Uby）为例，他绘制的薯岛位置偏东，且马修豪斯以Pulo Vby 命名，而他与琼·布劳将其命名为Pulo Uby。从岛名沿革看，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杜达利（Robert Dudley, 1574—1649）在其1645年世界图集《神秘的海洋》中最早延用了马修豪斯Pulo Vby 命名，而他应是延续皮特·古斯在其《航海图集》中对薯岛的命名。这些均表明该时期欧洲人依然没能取得对南海水文地理认知的新突破。
1690 年，意大利制图师文森佐·玛丽亚·科罗内利（Vincenzo Maria Coronelli, 1650—1718）绘制了单张《亚洲地理最新分解图》，③该图危险区形状似乎更精确，甚至刀尖南部越南沿岸岛屿分布也形态迥异，且在危险区东北端还有一直角危险区，姑称刀片IX 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图尽管目前仅见此幅，但后续影响巨大。约1700 年，荷兰制图师皮特·莫迪尔（Pieter Mortier, 1661—1711）绘制的《暹罗王国及其附属王国和苏门答腊岛、安德曼岛等》④便以此为蓝本，并在直角危险区位置绘制了三角状群岛（Seches de Pruys）。凡此种种，再次说明该时期欧洲人仍未建立统一的南海水文地理认知。
荷兰制图师彼得·申克 （Peter Schenk, 1660—1711）和杰拉德·沃克（ Gerard Valk, 1652—1726）于1695 年创作的单张《东印度群岛和邻近群岛》，①是以1635 年威廉·詹森·布劳图集中的同名图为蓝本而绘制。该图结合1605—1606 年荷兰“杜伊芬”号（Deyfken）对约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和卡彭塔里亚海湾（Gulf of Carpentaria）东海岸的发现，因而也绘有危险区，属刀片III 型。该图是17世纪末欧洲的重要地图，将东南亚、印支、中国华南和日本南部绘入其中。关于南海水文地理信息，与威廉地图的唯一区别在于未在危险区左侧标绘姑老下岛，可见彼时制图师相互借鉴之一斑。1696 年，德国制图师约翰·赞恩（Johann Zahn, 1641—1707）的《双半球单版世界地图》②中的危险区（D Pracel）绘法，与弗雷德里克和琼·布劳的绘法一样，属刀片VII 型。在危险区北部，也未绘任何（群）岛屿。这些均说明在整个17 世纪，Pracel 并非指西沙群岛。
（三）英国制图师对刀片状危险区的认知。17 世纪的英国人高度认可刀片状危险区的绘图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航海家自16 世纪便在内、外沟航线航行，受制于各种原因，确实会遇到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刀片状绘法是彼时欧洲人的主流认知。英国制图师约翰·塞勒（John Seller, 1632—1697）于1672 年出版了首版海图与航行指南。1675 年，他又出版《航海图集》，《东印度群岛最东端海图》③收入其中。尽管他延用欧洲制图师对菲律宾群岛部分岛屿的命名，如吕宋岛（Luconia）、民都洛岛（Mindora）、棉兰老岛（Mindanao），且将海南岛（Aynam）绘成有泻湖的环岛，但他仍未就上述一些关键地理位置作延续命名或新命名。他仅在危险区做了刀片状标记，既未绘出北部或西北端（群）岛屿，也未用Pracel 命名属刀片III 型的危险区。与上述制图师相比，其刀尖与平顺海岛仍有较远距离。至于湄公河入海口，他将其绘为大纵深的侧U 形海湾，正中间有两个长形岛屿，而P. Uby 不是任何的实际岛屿指代，也未绘出马来半岛东端岛屿。总体来看，该图处于16 世纪中后期绘制水平。
罗伯特·莫登（Robert Morden, c. 1650—1703）也是该时期著名的英国制图师，于1687 年编写《地理图集》和《地理分析》，是当时欧洲有名的制图成果。《地理图集》还于1941 年再版，《恒河之外印度新图》④是其中最早一幅，也是该地区早期英文图之一，主要绘有马来半岛、中南半岛、中国一部分、婆罗洲、苏门答腊和孟加拉湾等。该图绘有刀片IV 型危险区（El Pracel），北纬15°线横穿其中偏北。刀尖连接至姑老下岛（Cambir），草鞋石岛（I.Cecir）在北纬10°线南，接近北纬9°58'，但危险区北端未绘任何（群）岛屿。图中薯岛（I. Ubi）位置与实际位置相比，略偏向东。可见，罗伯特·莫登时代的英国南海水文地理认知，由于经纬度知识的发展，较16世纪前期有一些新成果，但仍是对意大利、荷兰和法国成果的部分或全部翻版，对一些关键地理位置与水文信息的绘制，与实际差别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17 世纪的西方制图学家对越南南部沿岸岛屿不是十分清楚，意大利制图师甚至大量引用16 世纪成果，造成17 世纪欧洲人对南海水文地理认知的混淆。今天的越南学界却有意选择或不加辨别地拿这些地图作为“主权”依据，实为欲盖弥彰。正如前文提及的“嘉隆皇帝插旗”一说，即使19 世纪初，“越南政治上渐趋稳定，但经济贫弱，地理、测绘和航海技术水平较低，不具备对帕拉塞尔进行科学测绘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准备……在19 世纪初就已经通过插旗占领而对帕拉塞尔拥有主权则是脱离历史的谬论”。①真正在19 世纪初展开大规模水文地理勘测的则是英国人，“1808 年的西沙测绘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它的直接成果是确定了帕拉塞尔的坐标、范围、布局等地理信息……（东印度公司）出版的地图是为了如实地反映经过科学的水文测绘的帕拉塞尔的地理信息”。②至于越南学界强调的东部海洋中的牛角Pracel，许盘清等人已指出，“牛角”主体是中国人南下西南洋前往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一段航线危险性的提示而已。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16—17 世纪的欧洲人南海航行技术不成熟，欧洲人多在越南东部虚构了一片危险区，有时还在危险区北部附近虚构出（群）岛屿，并经相互抄袭或复制而强化这一认知。在贸易和殖民利益刺激下，他们又通过航行调查来修正经验，从而带来对危险区的多种认知。而当欧洲人面对海域危险时，他们通常会以表示危险的古葡萄牙语Pracel 暂时命名，不论危险来自礁滩还是岛屿。由此导致该时期欧洲地图上常出现Pracel，并在17 世纪后期渐指虚构的（群）岛屿。但随着航海技术进步，欧洲人发现有些地带并不存在Pracel，并重新标绘或命名，却由于欧洲人此后航行至早已有中国渔民生活的西沙群岛，便机械地将Pracel 及其衍生词Paracels 等指代西沙群岛。例如，越南学者陈德英山主编的《关于越南对黄沙群岛主权的资料》、阮太合主编的《黄沙、长沙特考：东海上的公理与和平》、阮廷投主编的《越南在东海和黄沙、长沙群岛的主权》等，尽管皆被中方证伪，但仍是越南学界经常引用的关于西沙主权的“证据”性材料，由此引发中越之间关于西沙群岛主权的争论。
在这场关于西沙群岛主权归属的争论中，中越两国都曾充分发掘各自的历史典籍，搜寻有利于自身的历史证据，由此出现各说各话、互不认同的局面。为了改变孤证不立的困境，近年来，中越双方都在积极挖掘来自第三方的历史证据。例如在2016 年，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赴日本搜集了《皇黎景兴地图》等；2019 年，该院在欧盟欧洲研究委员会赞助下，开展了“关于越南碑文资料历史研究及数字化的欧洲项目（Vietnamica）”。凡此种种，皆反映出越南学界为“维权”所做的“努力”。目前中越关系总体上较为平稳，在当前新一轮由马科斯当局掀起的中菲岛礁争端中，越南大体上秉持较为务实的态度。然而，对本应归属中国的越占南海岛礁，越方始终采取包括舆情引导、商业力量配合、扩礁建岛等在内的综合性“维权”举措。③对此，我们未雨绸缪地做好应对非常有必要。而本文正是基于来自第三方的欧洲古地图，梳理从危险区到Pracel、Pracel 从指代虚构的（群）岛屿至西沙群岛的过程，在展现16—17 世纪欧洲人对南海西部危险区认知演变的同时，厘清越南学界在古地图解读中存在的史实性谬误，进而在还原史实基础上，更好地驳斥越南学界关于Pracel / Paracel 就是西沙群岛的错误言论，从而为我国西沙群岛维权提供有力的历史证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JZD035）及江苏省“333 工程”科研项目“英藏南海问题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BRA202003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 刘金源，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23）；徐东波，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安全与国防教育中心副教授（江苏 南京，2100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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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rần Đức Anh Sơn, Tư liệu về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Hồ Chí Minh City: NXB Văn hóaVăn nghệ, 2014, pp.426-430.
（41 ）Gerard Mercator and Jodocus Hondius, 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undi et Fabricati Figura,
Amsterdam: Cornelis Claes, 1607, p.55
（42）丁雁南：《地图上的默会知识以〈中国古航海图〉上的外罗为例》，《热带地理》2023 年第 5 期。
（43） John Speed, 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Thomas Bassett & Richard Chiswell, 1676, p.171.
（44）Henricus Hondius, Atlas Novus, Amsterdam: Jan Jansson, 1638, pp.8694
（45） Nicholas Visscher and Joan Blaeu, A New Plain and Exact Map of Asia, London: Robert Walton, 1657.
（46）Johannes Keuning, “The Novus Atlas of Johannes Janssonius”, Imago Mundi, vol.8, no.1(January 1951), pp.71-98.
（47） Jan Jansson and Henricus Hondius, Mercator Hondius Atlas, Amsterdam: Hendricus Hondius, 1633, p.191.
（48） Willem Janszoon Blaeu,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Sive Atlas Novus, Amsterdam: Guiljelmum et Iohannem Blaeu, 1635,
pp.2223.
（49） Nicolaes Visscher, Atlas Minor Sive Totius Orbis Terrarum, Amsterdam: Nicolai Visscher, 1690, p.2
（50） Maureen Quilligan, “Theodor De Bry’s Voyages to the New and Old Worlds”,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vol.41, no.1 (January 2011), pp.1-12.
（51）Mathaus Merian, India Orientalis et Insulae Adiecentes with Early Discoveries in Western Australia, Frankfurt, 1638.
（52）Willem Janszoon Blaeu, 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 et Insulae Adiacentes, Amsterdam, 1640.
（53）LouisVuuren, Geography: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J. H. de Bussy, 1923,
p.3.
（54）Hugo Allardt, Nova et Exacta Asiae Geographica Descriptio, Amsterdam, 1660
（55）Frederik Bouttats, Southeast Asia, Philippines & India, Antwerp: Matthijs Willenhoudt, 1663.
（56） Joan Blaeu, Atlas Maior Vol.1, Amsterdam, 1662, pp.3133.
（57） Nicolaes Visscher, Orbis Terrarum Tabula Recens Emendata et In Lucem, Amsterdam, 1669.
（58）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Monumentis, Amsterdam: Apud Jacobum à Meurs, 1667, pp.4647.
（59）Hendrick Doncker, De Zeeatlas of Waterwerelt, Amsterdam: Doncker, 1669,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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